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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說好要從《八十年代訪談錄》裡截些阿城的談話，唉，可再三讀取才發現，他的話好難截啊！前因扯後果，單截一段就怕會失真，可自己下的承諾我又不想違，所以來吧，截個幾段再添上一點輔助說明，我想應該可行。
開頭這段比較完整。我非常喜歡阿城的觀念，截完下頭再來說說我的想法。
阿城：
我覺得八十年代對某些人，是他最重要的生命歷程。對於自己的生命歷程很重要的階段，他不能忘記。有的人恰好在八十年代，有的人可能在七十年代，有的人可能在九十年代。這才是他為什麼會重視八十年代，因為重視自己那個最重要的生命階段。所以在這個意義上，我從來不去跟我父親說共產黨。為什麼？那是他從青春期一直到他右派時期，最重要的人生經歷。否定對他是非常痛苦的。 - 查建英：
這和我父親一樣。雖然他後來一直政治上不得志，但他是在年輕的時候信了左翼。本來他是地主兼商人這麼一個家庭出來的少爺，結果他自己上學時讀了那些左翼的書，又是一個熱血青年，他就信了這個了，以後他一輩子沒有改變。你讓他到晚年再改變，那太痛苦了，不如他就別改變了。
阿城：別改變。
查建英：非要把他那幻象捅破，說明那個爺爺奶奶是假的，那他太難受啦，等於把他一輩子的價值、信仰給否定了。
阿城：
但是有一點，回顧你的經歷，假如這個經歷冒犯、侵犯過別人，在這點上你不能迴避。如果你還要活下去，就得掂量掂量，雖然你的經歷對你很重要。這是一種真，丹青要歷史之真，我比較要的是人性之真，我想丹青也是要人性之真吧。總是這樣，表達不好，容易滑走了。我就常常告誡我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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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城與查建英這段文字，常會讓我想起我以往一些「仗義執言」的舉動。當時我覺得我「很對」，我有那個義務要去戳破假象等等——但年紀再長了一些我發現，我當時憑的那個「義」，或許帶著許多的驕傲。因為我是對的，別人是錯的。
世間事很常是這樣，當我們認定我們「很對」，通常就等於「錯了」。因為極端，不管再對也會導成錯誤。我現在才慢慢曉得。
所以現在越來越少「仗義執言」，不是看見萬世太平，大抵是懂了尊重，了解我認為錯的事很可能是他人依憑活在世上的那跟稻草。換個角度，原本錯的，也好像有那麼一點對了。
但事情也不是這麼終了，就像上頭阿城說的，
回顧你的經歷，假如這個經歷冒犯、侵犯過別人，在這點上你不能迴避。如果你還要活下去，就得掂量掂量。
只是那個掂量，不是旁人做的，是當事人自己。他不掂量想這麼捱蹭一輩子，那也是種選擇。旁人急不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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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這段比較短些。
阿城：
我想我起碼不是一個「主義」者，事情一到主義，就封閉了。我喜歡丹青表達的那種可能性。其實西方東方都有建立系統的傳統，只是西方力求一個完整的系統，比如馬克思。可是，系統一完成，就意味著終結，死亡。為什麼？可能性沒了。你把這個世界解釋完了以後，可能性就沒有了。這是你自找的呀。這些年他們在否定形而上了。形而上就是最大的系統。老子也講形而上，但他不是那麼肯定地描述，是恍兮忽兮。另外，由於焦慮，我們現在對時間的承受力越來越脆弱，毛澤東就急得像火燒猴兒屁股：共產主義？一萬年太久！中國這才一百年，到五百年的時候，你再去看。
查建英：現在焦慮的很多事情都會過去。
阿城：
都會過去。宗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渡，尤其是佛教。但我們通常理解為：渡是一個手段，盡快地到彼岸，彼岸是最重要的。渡的時候，一切皆苦，彼岸才有價值。天啊，渡有渡的好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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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頭這段我沒什麼好說了，就是這樣子了。
- 《閑說閑話》是阿城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三年的演講集子，題目就是「世俗」與「小說」——世俗如何影響小說，或反過來，小說如何影響世俗。
但這麼說，不代表讀者不寫小說、不嗜讀小說看了就不覺有趣，它裡頭還是有些很妙的部分（問題是妙在哪好難說）。不過裡頭有兩個部分我想特別截錄於下，至於原因我不說，看得懂就看，看不懂——真想知道再問。 - 翻譯文體還有另外的問題，就是翻譯者的漢文字功力，容易讓人誤會為西方本典。賽林格的《麥田守望者》（即《麥田捕手》），當初美國的家長們反對成為學生必讀物，看中譯文是體會不出他們何以會反對的。《麥田守望者》用王朔的語言翻譯也許接近一些，「守望者」就是一個很規矩的英漢字典詞。
中譯文裡譯《麥田守望者》的粗口為「他媽的」，其中的「的」多餘，即使「他媽」亦應輕讀。漢語講話，髒詞常常是口頭語，主要的功能是以弱讀來加強隨之的重音，形成節奏，使語言有精神。
節奏是最直接的感染與說服。你們不妨將「他媽」弱讀，說「誰他媽信哪！」，聽起來是有感染力的「誰信哪！」，加上「的」，節奏就亂了。
翻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影響之大，令我們幾乎不自覺了。中文是有節奏的，當然任何語言都有節奏，只是節奏不同，很難應對。口語裡「的、地、得」不常用，用起來也是輕音，寫在小說裡則字面平均，語法正確了，節奏常常就消失了。
中國的戲裡打單皮的若錯了節奏，台上的武生甚至會跌死，文字其實也有如此的險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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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讀小說，最怵「腔」，古人說「文章爭一起」，這「一起」若是個腔，不爭也罷。
你們要是問我的東西有沒有「腔」，有的，我對「腔」又這麼敏感，真是難做小說了。一個寫家的「風格」，仿家一擁而仿，將之化解為「腔」，拉倒。
我好讀閑書和閑讀書，可現在有不少「閑書腔」和「閑讀腔」，搞得人閑也不是，不閑也不是，只好空坐抽煙。
又比如小說變得不太像小說，是當今不少作家的一種自覺，只是很快就出來了「不像小說」腔。
木心先生有妙語：先是有文藝，後來有了文藝腔，後來文藝沒有了，只剩下腔，再後來腔也沒有了文藝是早就沒有了。
- 印在腦子裏的東西，慢慢才明白。不明白的，也許要很久，也許突然有個什麼機會，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明白得越多，也就越容易明白。
—阿城《遍地風流》
我到底該怎麼寫阿城的文字呢？誇他「好」跟「棒」，會不會太膚淺、太俗套？可這一本書，《遍地風流》，除了「好」跟「棒」兩個字之外，我當真想不出其他可說的語句來形容他。
不見得裡頭是藏了什麼大道理（這話意思也可以這麼理解：也不見得裡頭就沒藏了什麼大道理），很淺白很「簡單」，但讀起來的感覺就是好，好，好。說了這一堆好不舉個小例實在不合我個性，底下就來個一小段吧。 - 孫福學徒做豆腐時，十幾歲，還沒碰過女人。孫福學點鹵，點不好，師傅說，碰過女人沒有？孫福搖搖頭，臉很紅。師傅說，記下，好豆腐就像女人的奶子。
孫福後來討了女人，摸過之後，嘆了一口氣，說，豆腐，豆腐。孫福的女人聽了奇怪，說你做豆腐做出病啦！
眾生，是慣常出現在阿城筆下的角色，貪嗔癡怨、聰明愚昧，恍如一線之隔，但大抵缺不了一個「真」字。「真」在哪？就在寫作的那個人身上。
所以《遍地風流》這本集子裡可以看見豆腐和奶子（阿城也不管你吃豆腐時會不會想到女人的奶子，他覺得他想得到他就寫），廁所跟「焦棗兒」，大胃跟母牛，木石頭和草。讀到一半時我翻到前頭看阿城寫的自序，一讀，真只有傻眼兩字可說。
他這麼寫著：
文章是狀態的流露，年輕的時候當然就流露出年輕的狀態。狀態一過，就再也寫不到了。所以現在來改那時的文章，難下筆，越描越枯，不如不改。狀態原來是不可以欺負的，它任性之極，就是醜，也醜得有志氣，不得不敬它。
年輕有一個自覺處，就是學生腔，文藝腔。學生和文藝，都不討厭，討厭在套進腔裏，以為有了腔就有了文藝。我是中學時從「學生範文選」裏覺到這一套的，當時氣盛，認為文章不該這樣寫。那文章應該怎樣寫呢？不知道。教的又不願學，學校好像白上了。
我永遠要感謝的是舊書店。小時候見到的新中國淘汰的書真是多，古今中外都有，便宜，但還是沒有一本買得起，就站著看。我想我的啟蒙，是在舊書店完成的，後來與人聊天，逐漸意識到我與我的同齡人的文化構成不一樣了。有了這個構成啟蒙，心裏才有點底。心裏有底就會癢，上手一寫，又洩氣了。我就是帶著這種又癢又洩氣的狀態去插隊的。
噯、噯、寫成這樣阿城還說他又癢又洩氣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
不過話說回來，阿城的文字也不要太早讀，太浪費。最好過了三十，結過婚捱了點社會磨練，再看，那味兒鐵定迷死你。
我就迷上了，噯。
孫成久九十多了，耳朵還很好。重孫子念台灣香港的武俠小說給祖爺爺聽，念多了，重孫常常說要做個江湖上的英雄。
孫成久手也不抖地喝茶，自己蓋上茶碗的蓋，說，武俠裏有個屁的江湖。早年聽人念說《紅樓夢》，裏面有個鳳姐，就是在個王府裏，倒是懂江湖的，算得上是個江湖英雄吧。江湖是什麼？江湖是人情世故，能應對就不易，更別說什麼懂全了。打？那是土匪。
- 阿城這書實在寫得太讚了，我算算從頭到尾一本書不過226頁，沒折的部分只不過4、50頁（其中唐諾導讀就佔掉了24頁），這種書我是不知道該怎麼寫它的，只能說讀，沒讀太可惜，上山下海無論如何你都要找來一讀——
下頭截一段我認為阿城之所以寫了這麼一大串「常識與通識」的原因，讀讀，或許你就明白我為啥這麼愛阿城。 - 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三十周年，看來看去，主題是放在人生得失上。但就我個人的經歷，起碼東北、內蒙古和雲南，知青參與了破壞生態。當然，當年的知青的知識裏，沒有生態這一項，只有戰天鬥地，而且表現得近乎瘋狂。只是由於這種瘋狂，讓我起了一些焦慮，覺得事情哪裏有些不對頭。我不諱言我是參與破壞者，也因此我倒有了說出我的焦慮的資格。
三十年了，知青不年輕了，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承認自己是破壞者的知音。近年回去插隊地點看看的知青們，意識到破壞的後果了嗎？黑土地，北大荒，處女地，意思應該是原始生態，破壞它為什麼成了「人生得到鍛鍊」這種只對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？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唯一一塊原始草原，我們從世紀初一直挖到世紀末。紅土地的亞熱帶原始森林，不是一刀一刀被我們砍掉，放把火燒得昏天黑地嗎？黃土地，曾是漢武帝與匈奴強力爭奪的牧草場，誰占有它，等於現代的坦克有了汽油。衛青與霍去病，替漢王朝奪到了這項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的戰略資源，可是兩位將軍，料得到今天這般景象嗎？
絕非大哉問，只是常識之問。
當然可以反詰我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，百姓要吃飯，社會要發展，這是發展的必然之徑。但是，「竭澤而魚」的道理不難明白吧？我詰問當年的知青，也是不公平。還記得當年陳永貴視查雲南，質問為何不大開梯田？還記得當年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策劃的「圍湖造田」，滇池面積縮小，春城的氣候明顯改變了？沒有常識的操縱權力，革命可以是愚昧，《樹王》表達的不是生態意識的自覺，只是一種蒙昧，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權力，失敗了，於是有性格悲劇的意味，如此而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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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常識這個東西也有它的陷阱。常識是我們常說的智商的基礎，智商這個詞我們知道是由IQ翻譯而來。我們還有一個由日文漢字形詞而來的「知識」，當年曾用過「智識」。我覺得還是「智識」好，因為「智」和「識」是同類的，「知」，如果是「格物致知」的那個知還好，否則只是「知道」。
八十年代初興過一陣智力競賽，類似「秦始皇是哪一年統一中國的」這種題鋪天蓋地……但這是「知道競賽」，我不知道的，你告訴我，我就知道了，很簡單的事。智力是什麼？是對關係的判斷。你告訴我秦始皇是怎麼一回事，中國當時是怎樣一種情況，問「秦始皇會怎樣做？」這才是智力所在。
—阿城《常識與通識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