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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說好要從《八十年代訪談錄》裡截些阿城的談話,唉,可再三讀取才發現,他的話好難截啊!前因扯後果,單截一段就怕會失真,可自己下的承諾我又不想違,所以來吧,截個幾段再添上一點輔助說明,我想應該可行。
開頭這段比較完整。我非常喜歡阿城的觀念,截完下頭再來說說我的想法。
阿城:
我覺得八十年代對某些人,是他最重要的生命歷程。對於自己的生命歷程很重要的階段,他不能忘記。有的人恰好在八十年代,有的人可能在七十年代,有的人可能在九十年代。這才是他為什麼會重視八十年代,因為重視自己那個最重要的生命階段。所以在這個意義上,我從來不去跟我父親說共產黨。為什麼?那是他從青春期一直到他右派時期,最重要的人生經歷。否定對他是非常痛苦的。 - 查建英:
這和我父親一樣。雖然他後來一直政治上不得志,但他是在年輕的時候信了左翼。本來他是地主兼商人這麼一個家庭出來的少爺,結果他自己上學時讀了那些左翼的書,又是一個熱血青年,他就信了這個了,以後他一輩子沒有改變。你讓他到晚年再改變,那太痛苦了,不如他就別改變了。
阿城:別改變。
查建英:非要把他那幻象捅破,說明那個爺爺奶奶是假的,那他太難受啦,等於把他一輩子的價值、信仰給否定了。
阿城:
但是有一點,回顧你的經歷,假如這個經歷冒犯、侵犯過別人,在這點上你不能迴避。如果你還要活下去,就得掂量掂量,雖然你的經歷對你很重要。這是一種真,丹青要歷史之真,我比較要的是人性之真,我想丹青也是要人性之真吧。總是這樣,表達不好,容易滑走了。我就常常告誡我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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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城與查建英這段文字,常會讓我想起我以往一些「仗義執言」的舉動。當時我覺得我「很對」,我有那個義務要去戳破假象等等——但年紀再長了一些我發現,我當時憑的那個「義」,或許帶著許多的驕傲。因為我是對的,別人是錯的。
世間事很常是這樣,當我們認定我們「很對」,通常就等於「錯了」。因為極端,不管再對也會導成錯誤。我現在才慢慢曉得。
所以現在越來越少「仗義執言」,不是看見萬世太平,大抵是懂了尊重,了解我認為錯的事很可能是他人依憑活在世上的那跟稻草。換個角度,原本錯的,也好像有那麼一點對了。
但事情也不是這麼終了,就像上頭阿城說的,
回顧你的經歷,假如這個經歷冒犯、侵犯過別人,在這點上你不能迴避。如果你還要活下去,就得掂量掂量。
只是那個掂量,不是旁人做的,是當事人自己。他不掂量想這麼捱蹭一輩子,那也是種選擇。旁人急不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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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這段比較短些。
阿城:
我想我起碼不是一個「主義」者,事情一到主義,就封閉了。我喜歡丹青表達的那種可能性。其實西方東方都有建立系統的傳統,只是西方力求一個完整的系統,比如馬克思。可是,系統一完成,就意味著終結,死亡。為什麼?可能性沒了。你把這個世界解釋完了以後,可能性就沒有了。這是你自找的呀。這些年他們在否定形而上了。形而上就是最大的系統。老子也講形而上,但他不是那麼肯定地描述,是恍兮忽兮。另外,由於焦慮,我們現在對時間的承受力越來越脆弱,毛澤東就急得像火燒猴兒屁股:共產主義?一萬年太久!中國這才一百年,到五百年的時候,你再去看。
查建英:現在焦慮的很多事情都會過去。
阿城:
都會過去。宗教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渡,尤其是佛教。但我們通常理解為:渡是一個手段,盡快地到彼岸,彼岸是最重要的。渡的時候,一切皆苦,彼岸才有價值。天啊,渡有渡的好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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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頭這段我沒什麼好說了,就是這樣子了。
- 《閑說閑話》是阿城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三年的演講集子,題目就是「世俗」與「小說」——世俗如何影響小說,或反過來,小說如何影響世俗。
但這麼說,不代表讀者不寫小說、不嗜讀小說看了就不覺有趣,它裡頭還是有些很妙的部分(問題是妙在哪好難說)。不過裡頭有兩個部分我想特別截錄於下,至於原因我不說,看得懂就看,看不懂——真想知道再問。 - 翻譯文體還有另外的問題,就是翻譯者的漢文字功力,容易讓人誤會為西方本典。賽林格的《麥田守望者》(即《麥田捕手》),當初美國的家長們反對成為學生必讀物,看中譯文是體會不出他們何以會反對的。《麥田守望者》用王朔的語言翻譯也許接近一些,「守望者」就是一個很規矩的英漢字典詞。
中譯文裡譯《麥田守望者》的粗口為「他媽的」,其中的「的」多餘,即使「他媽」亦應輕讀。漢語講話,髒詞常常是口頭語,主要的功能是以弱讀來加強隨之的重音,形成節奏,使語言有精神。
節奏是最直接的感染與說服。你們不妨將「他媽」弱讀,說「誰他媽信哪!」,聽起來是有感染力的「誰信哪!」,加上「的」,節奏就亂了。
翻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影響之大,令我們幾乎不自覺了。中文是有節奏的,當然任何語言都有節奏,只是節奏不同,很難應對。口語裡「的、地、得」不常用,用起來也是輕音,寫在小說裡則字面平均,語法正確了,節奏常常就消失了。
中國的戲裡打單皮的若錯了節奏,台上的武生甚至會跌死,文字其實也有如此的險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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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讀小說,最怵「腔」,古人說「文章爭一起」,這「一起」若是個腔,不爭也罷。
你們要是問我的東西有沒有「腔」,有的,我對「腔」又這麼敏感,真是難做小說了。一個寫家的「風格」,仿家一擁而仿,將之化解為「腔」,拉倒。
我好讀閑書和閑讀書,可現在有不少「閑書腔」和「閑讀腔」,搞得人閑也不是,不閑也不是,只好空坐抽煙。
又比如小說變得不太像小說,是當今不少作家的一種自覺,只是很快就出來了「不像小說」腔。
木心先生有妙語:先是有文藝,後來有了文藝腔,後來文藝沒有了,只剩下腔,再後來腔也沒有了文藝是早就沒有了。
- 印在腦子裏的東西,慢慢才明白。不明白的,也許要很久,也許突然有個什麼機會,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明白得越多,也就越容易明白。
—阿城《遍地風流》
我到底該怎麼寫阿城的文字呢?誇他「好」跟「棒」,會不會太膚淺、太俗套?可這一本書,《遍地風流》,除了「好」跟「棒」兩個字之外,我當真想不出其他可說的語句來形容他。
不見得裡頭是藏了什麼大道理(這話意思也可以這麼理解:也不見得裡頭就沒藏了什麼大道理),很淺白很「簡單」,但讀起來的感覺就是好,好,好。說了這一堆好不舉個小例實在不合我個性,底下就來個一小段吧。 - 孫福學徒做豆腐時,十幾歲,還沒碰過女人。孫福學點鹵,點不好,師傅說,碰過女人沒有?孫福搖搖頭,臉很紅。師傅說,記下,好豆腐就像女人的奶子。
孫福後來討了女人,摸過之後,嘆了一口氣,說,豆腐,豆腐。孫福的女人聽了奇怪,說你做豆腐做出病啦!
眾生,是慣常出現在阿城筆下的角色,貪嗔癡怨、聰明愚昧,恍如一線之隔,但大抵缺不了一個「真」字。「真」在哪?就在寫作的那個人身上。
所以《遍地風流》這本集子裡可以看見豆腐和奶子(阿城也不管你吃豆腐時會不會想到女人的奶子,他覺得他想得到他就寫),廁所跟「焦棗兒」,大胃跟母牛,木石頭和草。讀到一半時我翻到前頭看阿城寫的自序,一讀,真只有傻眼兩字可說。
他這麼寫著:
文章是狀態的流露,年輕的時候當然就流露出年輕的狀態。狀態一過,就再也寫不到了。所以現在來改那時的文章,難下筆,越描越枯,不如不改。狀態原來是不可以欺負的,它任性之極,就是醜,也醜得有志氣,不得不敬它。
年輕有一個自覺處,就是學生腔,文藝腔。學生和文藝,都不討厭,討厭在套進腔裏,以為有了腔就有了文藝。我是中學時從「學生範文選」裏覺到這一套的,當時氣盛,認為文章不該這樣寫。那文章應該怎樣寫呢?不知道。教的又不願學,學校好像白上了。
我永遠要感謝的是舊書店。小時候見到的新中國淘汰的書真是多,古今中外都有,便宜,但還是沒有一本買得起,就站著看。我想我的啟蒙,是在舊書店完成的,後來與人聊天,逐漸意識到我與我的同齡人的文化構成不一樣了。有了這個構成啟蒙,心裏才有點底。心裏有底就會癢,上手一寫,又洩氣了。我就是帶著這種又癢又洩氣的狀態去插隊的。
噯、噯、寫成這樣阿城還說他又癢又洩氣,那我該怎麼辦呢?
不過話說回來,阿城的文字也不要太早讀,太浪費。最好過了三十,結過婚捱了點社會磨練,再看,那味兒鐵定迷死你。
我就迷上了,噯。
孫成久九十多了,耳朵還很好。重孫子念台灣香港的武俠小說給祖爺爺聽,念多了,重孫常常說要做個江湖上的英雄。
孫成久手也不抖地喝茶,自己蓋上茶碗的蓋,說,武俠裏有個屁的江湖。早年聽人念說《紅樓夢》,裏面有個鳳姐,就是在個王府裏,倒是懂江湖的,算得上是個江湖英雄吧。江湖是什麼?江湖是人情世故,能應對就不易,更別說什麼懂全了。打?那是土匪。
- 阿城這書實在寫得太讚了,我算算從頭到尾一本書不過226頁,沒折的部分只不過4、50頁(其中唐諾導讀就佔掉了24頁),這種書我是不知道該怎麼寫它的,只能說讀,沒讀太可惜,上山下海無論如何你都要找來一讀——
下頭截一段我認為阿城之所以寫了這麼一大串「常識與通識」的原因,讀讀,或許你就明白我為啥這麼愛阿城。 - 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三十周年,看來看去,主題是放在人生得失上。但就我個人的經歷,起碼東北、內蒙古和雲南,知青參與了破壞生態。當然,當年的知青的知識裏,沒有生態這一項,只有戰天鬥地,而且表現得近乎瘋狂。只是由於這種瘋狂,讓我起了一些焦慮,覺得事情哪裏有些不對頭。我不諱言我是參與破壞者,也因此我倒有了說出我的焦慮的資格。
三十年了,知青不年輕了,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承認自己是破壞者的知音。近年回去插隊地點看看的知青們,意識到破壞的後果了嗎?黑土地,北大荒,處女地,意思應該是原始生態,破壞它為什麼成了「人生得到鍛鍊」這種只對一代人生效的欣慰呢?蒙古草原是世界上剩下的唯一一塊原始草原,我們從世紀初一直挖到世紀末。紅土地的亞熱帶原始森林,不是一刀一刀被我們砍掉,放把火燒得昏天黑地嗎?黃土地,曾是漢武帝與匈奴強力爭奪的牧草場,誰占有它,等於現代的坦克有了汽油。衛青與霍去病,替漢王朝奪到了這項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的戰略資源,可是兩位將軍,料得到今天這般景象嗎?
絕非大哉問,只是常識之問。
當然可以反詰我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,百姓要吃飯,社會要發展,這是發展的必然之徑。但是,「竭澤而魚」的道理不難明白吧?我詰問當年的知青,也是不公平。還記得當年陳永貴視查雲南,質問為何不大開梯田?還記得當年雲南省革命委員會策劃的「圍湖造田」,滇池面積縮小,春城的氣候明顯改變了?沒有常識的操縱權力,革命可以是愚昧,《樹王》表達的不是生態意識的自覺,只是一種蒙昧,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權力,失敗了,於是有性格悲劇的意味,如此而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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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常識這個東西也有它的陷阱。常識是我們常說的智商的基礎,智商這個詞我們知道是由IQ翻譯而來。我們還有一個由日文漢字形詞而來的「知識」,當年曾用過「智識」。我覺得還是「智識」好,因為「智」和「識」是同類的,「知」,如果是「格物致知」的那個知還好,否則只是「知道」。
八十年代初興過一陣智力競賽,類似「秦始皇是哪一年統一中國的」這種題鋪天蓋地……但這是「知道競賽」,我不知道的,你告訴我,我就知道了,很簡單的事。智力是什麼?是對關係的判斷。你告訴我秦始皇是怎麼一回事,中國當時是怎樣一種情況,問「秦始皇會怎樣做?」這才是智力所在。
—阿城《常識與通識》